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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 |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控制(二)——如何應對海外投資風險?

來源于:王憶南 中國投資咨詢 日期:2016-11-01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應對措施
雖然海外投資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存在程序復雜、操作陌生、不確定性大等困擾。但國內產能過剩、人民幣貶值等問題,又使得中企不得不尋找更為廣闊的投資空間。同時,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可以被引進國內,嫁接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而發展中國家,如印度、伊朗等國,受益于人口紅利,未來市場潛力巨大,以上這些都將促使中國企業不斷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所以,面對海外投資的風險,對中國企業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識別、應對風險,而不能簡單地因為不確定性因素錯失了商機。下文中,筆者結合具體的實操案例,談一點對于海外風險應對措施的理解。

1、參考外事人員或海外代理的信息和意見

目前,中國與近18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全球設立了250多個外交機構,同時許多大型央企和國有企業也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支機構或辦事處。這些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對當地文化有感性認識、與當地人民有直接接觸。他們對于所在地的了解細致深刻,并有效掌握第一手信息,對海外風險具有敏銳的洞察力。

如果能加強與他們的交流和溝通,或者在搜集基礎資料以及籌劃具體的海外投資項目時,有意識地從他們那里獲取一些參考信息,將大大有利于項目的推進和風險的防范。

2、借鑒專業咨詢機構的分析報告

企業以日常生產經營為主,有別于專業的第三方機構,所以對于資料的搜集難以全面、對數據的獲取難以精準、對市場的分析難以深入。如果中企參照世界500強等現代化企業,在成本預算中劃分出一部分作為科研經費,用于購買咨詢機構的分析資料,將大大節省公司的人力和時間。

而針對境外投資風險控制,中國企業在預估國際投資市場風險時,借鑒專業機構的分析報告和數據,也將有益于做出較為準確的商業判斷,規避不必要的風險。同時以上文件將成為企業內部海外項目評審過程中的良好佐證,與合作方談判時,也是更有說服力的書面材料。

3、投保海外政治風險實際上,即使中國企業預先采取了各類方式分析海外投資的諸多風險,依然難以將所有的不確定因素全部納入考慮并加以控制。因此借助現代經濟工具,轉嫁風險十分必要,尤其是政治風險,因為受制于所投國的政治環境等客觀因素,單憑企業自身無法有效應對該種風險,只能利用投保的方式降低政治風險帶來的經濟損失。

在全球范圍內,很多保險公司都可以承保政治風險,國際上一些比較大的保險公司,如倫敦勞合社旗下的辛迪加、AIG、美亞保險等,是這類保險的主要提供商;而在中國,中信保也推出了類似的險種。他們承保的政治風險涵蓋了戰爭及政治暴亂、征收、匯率限制等等。

以葛洲壩集團為例,葛洲壩集團于2008年12月在利比亞承接住宅項目,該工程屬于利比亞政府規劃、國家財政出資的百萬家庭安居工程。同時,2009年9月葛洲壩集團就該合同向中國信保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險。2011年2月,受當地局勢影響,該項目停工,葛洲壩集團在利比亞的工作人員全部撤離。在諸多中國企業遭遇政治風險,虧損難以計數時,葛洲壩集團卻因為投保海外政治風險獲賠1.62億元人民幣,沒有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和財產損失。

但值得注意的是,境外投資的風險種類繁多,在戰亂地區投資失敗的原因也不一定完全歸咎于政治因素,包括貸款短缺引起的資金鏈斷裂等等,均屬企業自身問題,不納入政治風險保賠的范圍。所以,在投保海外政治風險時,需要綜合考慮投資項目的國別、投資回報率、保費、保險期限等,設定成本支出和風險預估的有關函數,尋找最佳的投保方案(包括全額保陪、部分保陪、短期保險、長期保險等)。

4、借助外交手段推動海外投資進程雖然投保海外政治風險,能夠挽回投資項目失敗或滯后的經濟損失,但卻無法推動項目進程。尤其是對于大型央企或國企的戰略性項目,除經濟損失外,企業的轉型發展、全球化布局、產業鏈延伸都將受到負面影響。所以對于特大型的境外投資項目,當項目進程突發風險事件時,在無法求助所投國法律的條件下,可以借助外交手段彌補不足,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作為國家間戰略合作的一部分,通過外交部乃至國家高層來推動項目的有效開展。

例如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在2008年出資430億港幣取得了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兩個集裝箱碼頭35年的特許經營權,但該項目進展過程曲折,投資之初便遭到了希臘港口工會的反對,要求政府取消合作協議??墒窍ED政府考慮到本國誠信和中希關系,未予同意,隨即,便遭到了工人罷工反抗。不過,之后由于中國外交部門的多方協調,以及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溫家寶總理曾在2010年10月出訪希臘時,視察過比雷埃夫斯港,并將其贊譽為“中歐人民互利合作的典范”),該項目最終得以順利推進,而比雷埃夫斯港也以驚人的發展速度躋身世界主要港口之一。之后,2016年8月,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最終控股比雷埃夫斯港港口管理局,比雷埃夫斯項目也成為中國境外投資的標志性項目之一,以及中希人民友誼的見證。

因此,外交方式在海外投資中的地位不容小覷,其力挽狂瀾的作用和立竿見影的效果是單純的司法手段不能媲美的。尤其是標的額巨大,關乎國計民生的戰略性投資項目,比如基礎建設領域等,尤為如此。但是取得外交支持作為挽救風險的手段是十分不易的。筆者曾就經辦的境外投資項目征詢過中國外交部門的意見,外交部門表示通常其對于中方投資(特別是國有資本)占50%以上的大型境外投資項目會給予支持。所以在開展境外投資時,可以由幾個中國企業組成聯合體共同投資,如果中國資本在標的企業占股超過50%,便有易于取得外交部門的支持和援助,從而提升項目的戰略高度。

此外,外交部門不同于企業,他們往往更關注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因此,中國企業在開展境外投資時,如果能為所投資的國家提供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甚至促進該國區域經濟的繁榮發展,不僅將得到外交部門的幫助,也將獲得當地政府的關心,對于項目的進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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