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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 |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控制(一)——海外投資風險有幾多?

來源于:中國投資咨詢 王憶南 日期:2016-10-31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程度持續提高,中國企業先后在世界各地推行并購戰略或開展綠地投資,海外投資呈現迅猛增長的勢態。僅2016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已經接近1000億美元,同比增長52%,而2011年至2015年,每年的復合增長率也已超過15%。但是由于欠缺經驗積累,目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風險較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現資產流失。下文中,筆者將針對當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趨勢和現狀,并結合具體案例,揭示海外投資的風險所在,同時提出針對性的應對措施。

一、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存在的主要風險

根據所投國家和區域的不同,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各有迥異。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穩定、法治建設完善,但是投資壁壘較高、審核機制嚴密。如投資歐盟國家,需要經過反壟斷調查,先后涉及十多個國家的審批;而在美國,CIFUS即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也是大型海外投資或敏感性海外交易所必須面對的環節之一。與之相反,在一些規范化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如拉美或非洲等地區,最大的投資風險往往表現在政治局勢動蕩、法律保障欠缺、宗教文化差距巨大等等,如易發生海外投資資產被政府無償征用等風險。對以上風險的認識不足會成為中國企業推進海外投資項目的巨大阻礙。

1、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海外投資的特點在于所投地區政治經濟形勢有別于國內,其政治局勢,經濟政策、法律法規等各具特色、復雜多變、難以把握。這需要相關人員具備全球化的戰略思維和發展眼光,并能在項目立項之初,開展較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客觀評估項目投資的利弊以及可行性,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以某大型央企埃及投資項目為例,埃及地處中東,資源豐富,但地緣政治極為復雜。前總統穆巴拉克掌權期間,對內實行獨裁統治,對外推行親美政策,經濟增速平穩,表面上政權固若金湯,實則社會矛盾激烈。動蕩的局勢給該項目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幾經更替的政權更使得股東方無法有效把握項目走向。

2、境內外商務理念差異巨大現代社會,在國際商事活動中,以英美等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占主導地位。英語為國際商事通用語言,而國際交易的規則也多選擇英美法系國家(例如英格蘭、新加坡等)的相關法律為準據法。

但中國由于隸屬于大陸法系,同時商品經濟的起步較晚,中國企業的商務理念與英美等國存在巨大差異,并帶有很強的傳統色彩及本國特色。從慣例來看,中國人投資或交易的基礎,往往是基于人情所衍生的信任,由此構成了中國特色的“熟人經濟”社會——重人情、輕契約。這完全不用于國際投資中“在商言商”的商務文化,也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埋下了隱患。

筆者曾親歷過某比利時海外投資項目,當時比方計劃出售其在標的公司的部分股權,同時在項目談判過程中曾多次表示根據他們對行業的專業判斷,以及關聯企業的助力,該標的公司的營收將在未來可預見的期限內,保持穩步增長。當時基于商務信任,中方針對比利時項目的財務測算也參考了比方的業務預測。但最終,比利時項目的投后盈利狀況不佳,遠低于可研報告中的財務測算。此外,事后據悉在項目投資之前,比方對行業形勢的不利趨勢便已經知曉,但在項目談判期間有意進行了保留。

在中方看來,比方的行為近乎欺詐。可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至深的歐美等國,以談判自由作為商事基礎,他們將所有的商事主體,包括交易對手作為理性人看待,先驗地認為商事主體均應當具有獨立判斷和決策的能力與義務,同時在很多西方國家的商事法律中均未確立 “誠實信用原則”、以及“先合同義務”等內容。

所以,在美國的股權轉讓合同中,往往會要求股權的出讓方承諾股權轉讓后,標的公司的營業收入或市場份額下浮比例不會超過10%,否則出讓方將承擔違約責任。由此可見西方商事文化崇尚“在商言商”,但也尊重“契約精神”,這就需要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時,也能適應和了解這種理念,避免受經驗影響,造成投資風險。

3、 境內外文化習俗天壤之別事實上,在開展實質性投資之前,多數中國企業是無法認識到海外投資中合作方所持文化的重要性的。只有在進入到商務談判甚至投后管理的階段,文化和習俗的差異才會逐漸體現,甚至成為一種潛在的風險。

以筆者之前參與過的境外合資項目為例,該項目股東方眾多,遍布歐亞非美,各自的文化習俗以及行為方式迥然不同,曾在溝通上出現過一定的沖突。例如:由于時差、節假日等因素(合資公司股東橫跨數個大洲和時區,宗教節日多樣,包括中國的春節、西方的圣誕節以及伊斯蘭教的開齋節和古爾邦節等),召開一次電話會議對合資公司來說都非易事,項目進程被不斷延遲。
又如,在海外投資中,如果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與中國的生活習俗差異巨大(中東等地),選派合適的高管,以及如何融入當地文化都將成為中國企業面臨的巨大問題。假設忽視宗教文化差異,不尊重當地習俗,不僅會給企業帶來經濟損失,甚至會演變成外交沖突。

4、 境外主體商業信用難以判斷在中國,雖然未建立全國統一的單位或個人信用評估體系,但從商業慣例中可以發現,政府、央企或地方國企等組織,因為存在國家背書,具有較強的商業信用,與之進行交易,違約風險較低。
不過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由于法律意識薄弱、法治環境缺失,商事主體信用程度較低,違約事件頻發。而違約主體不僅涵蓋了個人和企業、甚至政府都沒有絕對的商業信用可言。筆者曾參與過一個非洲地區的境外BOT項目,中方與該國某地方政府簽署了concession agreement(特許經營協議),但由于地方政府領導變動,已經簽署生效的特許經營協議及其附件被政府方面單方撕毀。同時,在該國,BOT構成行政性法律關系,無法采用仲裁作為救濟手段,而借助當地司法救濟同樣無法規避地方政府的控制。最終導致中方在該項目上極為被動,甚至只能求助于國家間磋商予以解決。

因此,在開展海外投資之前,有必要對所投資的國家,以及交易對手的信用程度進行調查和評估,以此防范違約風險造成的巨大損失。

5、 獲取境外交易信息存在壁壘當前,全球普遍會將公司按照公開化的程度進行區分,最典型的分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中國則分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公開,公眾可以通過經審計的年報了解公司的基本信息和經營狀況。但對于非上市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的真實信息,獲取渠道卻極為有限。

2015年起中國工商總局建立了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公司無論規模大小,其基本信息(包括違法記錄等)均可以在該系統內查詢,通過有效的信息公開促進了我國商事領域的健康發展。

但在境外,基于隱私保護,往往不通過公權力機構公布非上市公司信息。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將公司分為public corporation(公公司)和private corporation(私公司),其中private corporation(私公司)就相當于非上市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針對此類公司,美國沒有建立類似中國的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甚至美國各州都未設立工商變更登記機制。因為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認為非上市公司不涉及公眾利益,所有公司信息僅作為股東和公司的內部事宜,公權力機構沒有必要為其背書。而潛在的交易對手應通過深入的商務談判、并厲行嚴密的投資程序后,方才開展投資。

所以,中國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尤其是投資非上市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應該充分重視投資的前置環節,細化投資步驟,例如通過完善的盡職調查全面了解待投資主體的真實財務狀況和合規經營現狀,通過在協議中約定representation and warranty(陳述和保證條款)等來確保對方提供的材料和信息真實準確,防止因資料缺失或信息保留而造成投資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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